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当下与未来的对话

杭州临安,一场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深度对话,于2025达晨企业家峰会暨产融大会上展开。不仅汇聚了中国AI领域的顶尖实践者,更将行业最核心的议题推至台前——

  1. 在杭州这片诞生了AI“六小龙”的创新热土上,成功的密码究竟是什么?
  2. 在大模型赛道,智谱AI这样的创业先锋,如何与阿里云这样的科技巨头共舞?
  3. 在万众瞩目的具身智能领域,我们究竟是在创造一个更高效的“工具”,还是在孕育一个真正有“人情味”的伙伴?

对话由达晨财智合伙人邬曦主持,台上嘉宾阵容不俗,包括:杭州产投董事长潘晓晖、智谱CEO张鹏、众擎机器人创始人赵同阳,云深处联合创始人李超以及阿里云通义大模型产品方案负责人杨斌。

这场讨论不仅揭示了杭州“无为而治”的创新生态,更深入探讨了AI产业在技术路线、商业模式乃至终极风险上的冷静思考与坚定信仰。

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——

杭州密码:AI“六小龙”何以在此诞生?

对话伊始,主持人邬曦便抛出了一个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:在一线城市的激烈竞争下,杭州为何能异军突起,诞生了所谓的“六小龙”?

潘晓晖:我们什么都没做,“六小龙”是自己出来的,不是我们包括政府、国企,有意而为之的。这个事情我们把它分析一下,有“偶然性”,也有一些“必然性”。

春节期间DeepSeek、宇树等企业的爆火,确实有“运气成分”,但这极大地提振了国家科技创新的信心。然而,偶然背后是必然的土壤。杭州多年来坚持市场化路径,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——“政府做好政府的事情,市场做好市场的事情”。政府的角色是优化生态,提供公共服务,并奉行“无事不扰、有求必应”的原则。尤其是在前几年社会资本信心不足时,以杭州资本为代表的国有资本坚定地以母基金和产业投资的形式,为创新企业注入了关键的流动性。

浙江大学一位院士曾这样总结杭州的竞争力:“校长不管院长,院长不管教授”。这种信任专业、赋能个体的文化,正是创新得以自由生长的核心。

李超:“六小龙”的出现与杭州的四大特质紧密相关。首先是独特的人才结构,杭州汇聚了算法、软件和工程等多领域人才,深受阿里等大厂形成的“人才氛围”影响。其次是政府的切实支持,在企业看不到希望时,政府的信心和政策支持是走过来的重要因素。第三是独特的城市节奏,杭州“既有创业,另外一半还有生活”,相比一线城市的行色匆匆,这种相对从容的节奏更有利于需要长期主义的硬科技创新。最后,浙大、西湖大学等高校形成的浓厚学术氛围,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土壤。

杨斌:杭州一直以来都是很open的。本质上杭州生态好,政府有比较开放的思维,资本能够支持,很多企业在这里成长。阿里云或者通义做的事情,就是做最好的模型,然后开源出来让大家应用。我们通过云服务,能让像云深处这样的创业公司更快成长,降低他们“最后一公里”成功的难度。阿里云服务好大家,尽量做最好的模型开源给大家,加快大家成功的速度。

生态之战:大模型创业公司如何与巨头共舞?

当话题转向竞争最为激烈的大模型领域,创业公司与行业巨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成为焦点。主持人邬曦首先肯定了智谱AI展现出的“惊人的战斗力”——技术创新、To B业务开拓和融资能力均表现出色,但同时也指出了其面前矗立着阿里、字节等几座“大山”。他直接向智谱AI CEO张鹏提问,面对未来的正面竞争,智谱的“破局之道”在何处?。

张鹏:作为一个创业公司,本质上拼的还是“转化效率”,即如何将资本和投入更快地转化为技术创新和市场的推进能量。大企业的优势是“池子够深”,有足够的纵深。而创业公司的优势则是“小快灵”。中国有句古话叫“船小好掉头”,我们可以根据市场的反馈和对技术未来趋势的预判,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。

智谱成立六年来,“基本上没停,不停在迭代”,这种灵活多变正是小团队的核心竞争力。另外,技术是入场券,生态是护城河。智谱的另一大优势在于精准定位并构建好自身的生态。这包括与客户、合作伙伴、开发者、学界、地方政府乃至走出中国在海外扩生态,这种“交朋友”的能力,帮助我们挺过了一道道难关。

杨斌:这次大模型的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工业革命,市场是足够大的,会容纳很多的玩家。阿里云的生态建立在其固有优势之上:庞大的云客户基础(约三百万)、与客户的天然连接,以及从“芯片到MaaS到PaaS到API到SaaS”的全技术栈布局。

如果说十年前做云计算的时候还有一个算力的故事,那么现在是智力的模式。我们希望把智力卖给更多的客户,让TA创造出更多的业务价值,这个链路会缩短。这需要一个庞大且多层次的生态系统来支撑。

具身智能的“冷”思考:走向工具,还是走向“人”?

随着讨论深入到具身智能这一前沿热点,一场关于机器人终极目标的哲学思辨悄然展开。主持人邬曦首先给出了一个观察:当前主流的VLA(视觉-语言-行动)模型等技术,在解决复杂场景交互时能力不足,导致了“泛化不足”和“脑手之间协作不足”的问题。

赵同阳:目前表现的结果不尽如人意。但我们必须首先定义人形机器人的最终目标。如果仅仅将人形机器人视为一个工具,那么它的竞争对手就是工厂里的机械臂,这是一个天花板仅有“200亿”的市场。而人形机器人真正的未来,在于“万亿或者更大的”To C市场。在家庭场景中,工具属性并非最主要,取而代之的是“交互属性”和“陪伴属性”。因此,除了VLA,世界模型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至关重要。“就像我们自己培养一个小孩子,一上来不是教会他怎么打工,一定教他一些社会上的知识……我们要的是对世界这方面的认知。”我们的目标是做出机器“人”的部分,让机器人具有“情味”,这才是其核心价值所在。

李超:云深处的定位是“技术创新与行业引领”。我们把具身智能的能力分解为具身行走、具身导航、具身操作和具身大脑四个层次,整个行业目前才刚刚解决了行走问题。

我们提出了一种“沿途生蛋”的发展哲学,即“保持让技术快速沿途生蛋的路线”。这意味着我们不会等待所有技术都完美成熟,而是优先将已成熟的技术应用到垂直行业中解决实际问题,并以此产生商业价值。例如,我们在机器人移动和导航方面的技术积累,本身就是一个比当前市场大几十倍的机会。最终的形态是人形还是四足,对客户而言并不关键,关键是能否解决问题。我们做人形机器人的思路,依然会延续在四足机器人上的成功经验——率先将技术落地到电力巡检、应急消防等具体领域。

赵同阳和李超的观点,清晰地展示了具身智能领域内两种根本性的创新战略路径。赵同阳追求的是一场“登月式”的革命,目标是实现接近AGI的认知突破,其成功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根本性进展。而李超则采取了“渐进式创新”的策略,通过解决当下的问题来构建可持续的业务,同时为未来的技术突破积累资源和数据。

这两种路径并非简单的To B与To C之争,而是反映了整个AI领域关于发展路径的深层辩论:是应该直指通用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,还是应该先构建强大的专用AI工具,并期待它们最终汇聚成更通用的智能?

浪潮之巅:风险与信仰

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下,嘉宾们也未回避AI浪潮之下的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。

主持人首先将风险问题抛给了代表国有资本的潘晓晖,毕竟投资高投入、商业化周期长的早期AI项目,压力不言而喻。

潘晓晖:压力肯定有,风险也有。做投资,风险是无法回避的,客观存在的。“风险跟收益并存才是投资真正的魅力所在”。国资管理风险的方式并非规避,而是通过投资组合来分散和平衡。具体做法有两种:一是投资达晨这样的头部VC基金;二是通过组建自己的大型直投基金,投资30-50个项目,以组合的方式来对冲单一项目的失败风险。

张鹏:要说这个事有没有泡沫,“肯定会有一些”。但我认为AI技术的天花板足够高,甚至可能是“人类最后一次通用技术革命”,因此“你怎么夸大它都不为过”。泡沫何时破灭回调,可能还需要时间。我真正担心的,是两种更深层次的风险:第一是内源性风险,即技术本身的颠覆。第二是外源性风险,即安全和伦理问题。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与自己智能水平相当的“东西”,如何与之相处、如何利用、是否会产生危害,一切都是未知。国外知名科学家也有发起呼吁大家联合签署声明、在识别出超级人工智能的危险之前暂停相关研发,可以看到近期业内,尤其是学界对此讨论得比较多。

杨斌:我对此持“谨慎的乐观”态度。商业上,我看到了大模型在知识劳动自动化、专业服务普惠化和娱乐内容个性化三个方面的明确需求,并相信未来会涌现出更多意想不到的应用。但我同样认同安全风险的严峻性,阿里实验室正在投入研究“模型的可解释性”,以应对这一挑战。

赵同阳:在具身智能领域的风险更为具体和现实,尤其是在硬件上存在瓶颈:电池续航离8小时工作制仍有距离,机器关节的磨损和寿命远不及人类。但它的使用成本两年之内基本上能降到用人的1/3-1/4,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一个经济账、划算账。

李超:对于云深处这样稳健发展的公司,行业的泡沫和热度“好处是大于弊端的”,因为它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、供应链伙伴和市场关注,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。

这场关于风险的讨论,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风险层级:在应用和硬件层,风险关乎物理定律、工程实现和市场接受度;在平台层,风险关乎商业模式和已知的安全管理;而在最基础的模型层,风险则上升到了科学范式和人类未来的哲学高度。